详己而先治其国，自厚之谓也。

张认为，只有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概念才能允许开放社会的存在，人是拥有权利的个体，他作为自主的自我而存在，这个观点就建立在这个自由概念的基础上。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将这些传统集中起来能够提供一个用来为开放社会进行道德辩护的基础，这与简单的契约论正好对应，该理论辩证性地破坏了文化相对主义者对开放社会的批判。儒家推崇的圣王尧舜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的统治引领公民使自得之（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他在著名的《狂人日記》中描述了狂人的困境，开始想象周围所有人都成了吃人活动的帮凶。但是，中国传统中的这些现实主义政治途径与儒家的国家理想之间仍然存在紧张关系，儒家理想反映的是公平正义、仁爱和亲密家庭关系等道德理想。我认为，在几乎所有相关方面，自然法承诺都是儒家传统的反映。

儒家的自由承诺  倪佳道明 著 吴万伟  译 张哈比（Habi Zhang)在西方在何处误解了中国中重复了众所周知的批评：儒家除了阐述国家主义、家长制和威权主义再无别的内容了。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又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一个老子。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

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今之谈墨学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为。

古者天子七世，今太庙已增为九室，则执政视古诸侯，以事五世，不为过矣。《国语·晋语》载僖负羁言于曹伯曰：礼以纪政，国之常也。明道殁，伊川撰《明道先生墓表》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但是，从史学研究的常规来说，研究者对于史书中大而化之的总括性描述并不能直接接受其票面价值。

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七十者可以衣帛矣……云云，足证其可造成循吏。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治事一项，亦很重要。古代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

学术之比较研究，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否则即为格义之穿凿附会。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但是，章太炎最终基于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之危局，断然否弃虚理，认为理学之谈天论性不但无补于时局，更会败坏人心，至于西洋哲学则断不可讲。

至于‘治事，便是所谓办事。各人说他自己的哲学，却又都不肯老实说，都要挂上说经的大帽子。同书 卷一三〇：因语荆公，陆子静云：‘他当时不合于法度上理会。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葬的孔子。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乔清举为其《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所作代前言云：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古今的断裂，古代哲学已成为一个静态的不再发展的‘对象、‘遗产。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法令极大地改变了秦民的行为，完全符合商鞅的预期。

此中关键在于理学是不是可以概括南宋儒学的全部？这里没有必要节外生枝，讨论这一复杂的问题。昧于声音诂训，则不识古人之语言文字，而无以得圣人之真意。

盖孔子说世间法，故儒家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堂以思敬名何？祭之所思，主乎敬也。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旧以此法诂经者，惟皇侃《论语义疏》引《论释》以解公冶长章，殊类天竺譬喻经之体。

刘志伟总结其一生制度史研究的经验，提出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制度史研究的传统路径，基本上都是从王朝国家订立的制度入手，考释制度的条文，再进一步考察制度实际执行的情况，论述制度如何执行或变样执行。陈寅恪不惟认可中国古代有哲学，并且还亲自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中古哲学 课程 ，在审查报告中也一再使用中国古代哲学史哲学史等语，但是唯独对于冯著《中国哲学史》，却避而不用哲学史之名。

但余英时近年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其《自序》二即着重指出：在一般哲学史或理学史的论述中，我们通常只看到关于心、性、理、气等等观念的分析与解说。亦即，所谓中国哲学仅仅为中国思想现代转型的产 物，中国古代无哲学。

并且朱子区分道文，以礼文制度为文，提出 孔子以道之废兴付之命，以文之得丧任诸己，这就表明，朱子认为，儒者的使命不是致力于道，而是致力于文，即传承礼文制度，庶几不丧斯文。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

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如《古经解钩沉序》：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合本与‘格义二者皆六朝初年僧徒研究经典之方法。

考欧逻巴洲十六七世纪时，欧几里得之书，屡经编校刊行，颇有纂译简易之本，以资浅学实习之用者，如德意志人浩尔资曼所译德文《几何原本》前六卷之本，其自序略谓：‘此本为实用而作。对此，景海峰批评道：很明显，这样的‘中国哲学并不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本然面貌，不但在形式构成上是属于人为加工、有意造作的仿制品，就是具体的内容也因经过有色眼镜的选材和西方观念的处理而变得难以辨识了。

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即使神游冥想之下，于古人持论的苦心孤诣真能具某种了解同情，也只不过是猜出可能，见仁见智。

孔子认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其后裔犹合族以祀其十六世之祖，盛德之后，何其远哉。